湖贝观察②|13岁小女孩:万象城能替代唯一的湖贝吗

摘要: 湖贝的命很硬,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改和文革都没有被英国人的炮火、日本人的飞机,红卫兵的打砸抢毁掉。难道这一次,就到了她的大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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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飞地”诗人圈


2016年7月4日,在湖贝城市更新方案被激烈争论、媒体焦点集中在古村保护面积大小和理由软硬的当口,当地媒体发表了一篇看似轻描淡写的文章,题为“湖贝片区最著名的‘飞地’诗人圈要搬了”。作者谢湘南,既是记者,也是有名的诗人。


这篇文章特别提到,湖贝片区的文化多样性消失问题。


他写道:“湖贝拆迁改造在即,因此必须搬家的还有‘飞地传媒’的一众诗人……他们在罗湖文化公园办公已经6年,把《飞地》办成中国诗歌界颇具先锋性的诗歌刊物,后来更扩大成包含飞地丛刊、飞地书局、飞地影像局等综合了诗歌、艺术等文化形态的一块‘人文领地’。《飞地》的编辑部也成为一个诗人的集聚点,不仅是深圳诗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与交流的身影。在《飞地》主编张尔的办公室内,曾有一面签名墙,墙上签着郑愁予、雷平阳、臧棣、黄灿燃、孙文波等上百位诗人的名字。”


在文章最后,谢湘南以一个诗人的敏感,谈到湖贝和深圳历史的关系。他说:“一块‘飞地’,也就是一块精神的领地。它充满张力与文学性的想象,我想这也正是湖贝古村的精神内涵,那些饱经了岁月侵蚀与洗礼的低矮的民居,它不仅是与历史连接的一个村落形态的密码,而且是具有生命体征的历史本身,是岭南民居屈指可数的仅存的活样本。对于这个变得太快的城市,它过于沉着,它太有意义。”


在这段话中,他提出了“活样本”的概念,可谓一针见血。这让我们想起瓦尔特·本雅明在1940年争论何为历史唯物主义时撰写的《历史哲学论纲》里的一段话: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地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展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湖贝古村是具有生命体征的历史本身,是岭南民居屈指可数的仅存的活样本。


我个人认为,在官方和民间的历史观中,最大的分歧和争执,在于前者不断强调的那种“进步”。不管是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理由,还是以国际间广泛的竞争必然性(曾经有“开除球籍”的说法,现在叫“文明冲突”)为理由,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计后果、不计成本。而民间立场体现的历史观,恰恰在这里形成对峙,民间立场是重视成本和关注承担这些伤害性后果的人群和社会肌理。在关于社会成本谁来承担的背后,隐隐浮现的是,谁才是历史主体的追问以及谁拥有合法性的社会焦虑。湖贝事件中,因为历史观而产生的价值冲突如此明显,从而更让问题显得触目惊心。这里我也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我亲历的,第二个是我听到的。


湖贝事关国力吗


在2016年7月2日“湖贝120”举办的“共赢的可能”工作坊上,廖虹雷先生做了一段发言回顾湖贝村的历史大事记,最后他说:“湖贝的命很硬,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改和文革都没有被英国人的炮火、日本人的飞机,红卫兵的打砸抢毁掉。难道这一次,就到了她的大限吗?”


同在7月,我代表“湖贝120”与华润湖贝更新项目的总经理赵荣先生就古村的保护与活化做了一次非官方的沟通和交流,之后他慷慨地请我们所有参与交流的成员吃饭。饭桌上我开玩笑地问,就他个人而言,是不是这个项目做的有点亏?他有点激动地抱怨说,与他同级别的其他人已经升迁了,他还在原地。


讲到做这个项目的意义时,他谈了对目前这种由政府主导和大资本介入的城市更新急迫性的认识,他说: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国际形势,尤其美国的压力。


我在刚听到这么说的时候还有点奇怪,毕竟一个小小的湖贝,即便猛砸300亿,和美国怎么会扯上关系?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是认真的。他接着说,GDP的增长不是经济发展问题,是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必须保持强大的国力。这样一来,我倒是理解了他为何不遗余力推动湖贝项目尽快落地,这是他所在企业肩负的国家使命。在这个前提下,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和赵荣先生争论什么了。


万象城能代替唯一的湖贝吗


第二个故事是有一位13岁的小姑娘跟他爸爸来参观湖贝古村,回到家她问了爸爸一个简单的问题:用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繁荣万象城,能替代唯一的一个湖贝古村吗?他爸爸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自媒体的编辑,我们刊登出来和读者分享。


在这个问题以及答案中,你可以明显体会出两种不同的历史思维区别在哪里?小姑娘问的是:如果失去湖贝将失去了什么,而不是有了万象城会获得什么?在她看来,这中间存在等式关系是可疑的。但很多人对这中间的等号是否成立根本不去问,他们是那些具有“地产商思维的人”。这些人相信这只是拆迁成本和未来的城市地价估算的平衡问题,大于和小于的数字,地产公司的精算师们早就估算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这种城市更新的模式居然受不到任何质疑地大行其道!


但问题恰好在于,这里所说的“成本”可以通过地产商的计算方式计算吗?大多数信奉官方历史观的人,一定是这样设想的:在失去和获得之间可以有一种“理性”的解决之道,那就是预期利润。但我认为,他们没有明白小姑娘提问的核心——“唯一的湖贝”是什么意思?唯一的就是指不可替代的。我们使用这个概念时,通常会把它用在自己的亲人身上,我们会说这是我唯一的儿子和女儿。小姑娘用她的率真直接捅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是把湖贝古村看成和万象城一样能用钞票交换的物,还是把它看作是不同于万象城的生命体,象征着一个活着的社会联系与历史血脉的母体。


7月10日,建筑师冯果川带着15组家庭探访湖贝古村,此后产生由一位十二岁女孩所写的文章《我们去哪儿寻找乡愁》。


在这个单纯的小姑娘身上,我甚至看到了像卡尔·波兰尼一般的深邃智慧。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这本书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注定要关注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那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希望有富裕和安全的理想社会又是什么?有没有比经济关系和等价交换原则更为基本的人类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如果它们被市场自由主义消灭,我们会在什么样的状态下生存?最重要的问题是,靠“市场经济”真能解决人类的危机吗?


而今天,我们好像也到了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一天到晚自夸世界第二的经济成就,实际上在做什么?我们平民百姓万一有个天灾人祸,还是考虑到哪里找他可能依赖的熟人吧?然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赖的传统联系,正在被消灭。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们必须放弃关键性的经济决策权,而让另一些更大的机构决定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经济与社会生态时,我们到底会不会被推进一个更为冰冷和恐惧的世界?当然,这些推论自然都不会进入那些信奉“地产商思维”的人们心里。他们的乐观主义,让他们只看到物;拆了物,给所有者补偿就够了。至于要问,湖贝为什么不可以被当作有生命甚至是神圣性的社会资源看待?他们听了会嗤之以鼻。如果非让他们回答不可,他们会理智地说:在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人们只能相信钱和权力,没有报应这回事。因此,在湖贝问题上体现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冲突,是历史的正义该怎样被思考的问题。


湖贝观察①|从尘封的历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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